克绍家风——第二代孔鲤到第十代孔忠

第二代：孔鲤

  孔鲤是孔子之子，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孔子生鲤，字伯鱼。伯鱼年五十，先孔子死。伯鱼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。尝困于宋。子思作《中庸》。”《孔子家语·本姓解》也说：“鱼之生也，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，荣君之贶，故因以名曰鲤，而字伯鱼。鱼年五十，先孔子卒。”《论语·季氏》载：
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’。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他日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’。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。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

孔子曾经教育儿子孔鲤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。陈亢为孔子门人，曾问伯鱼之学于夫子：您在老师那里，能得到独特的传授吗？孔鲤答：没有。他告诉陈亢，有一次父亲独自站在院子里，我从那里经过，父亲问：学《诗》了吗？我说：没有。父亲说：不学《诗》，就不知道怎么与人交流。于是我回来学《诗》。后来又在院子里遇到父亲，父亲问：学《礼》了吗？我说：没有。父亲说：不学《礼》，就不懂得怎么立身。于是我回来学《礼》。父亲对我的教导就这些。陈亢回去后，很高兴地对人讲：我想问一件事，却有了三个收获，听到了关于诗的理论，礼的理论，也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。

此即史上著名的“过庭”之说，世人也由此得知孔子并不因父子之亲而特别眷顾于伯鱼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又载：“子谓伯鱼曰：‘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’”孔子教子重乎《诗》《礼》，是以孔氏“诗礼传家”之源。《孔子家语》又载孔子之教伯鱼：“鲤乎，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，其唯学焉？其容体不足观也，其勇力不足惮也，其先祖不足称也，其族姓不足道也，终而有大名，以显闻四方，流声后裔者，岂非学之效也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，其容不可以不饬。不饬无类，无类失亲，失亲不忠，不忠失礼，失礼不立。夫远而有光者，饬也；近而愈明者，学也。譬之污池，水潦注焉，雚苇生焉，虽或以观之，孰知其源乎？”[1]意思是说，让一个人一整天投入其中都不知疲倦的，只有学习。一个人，如果容貌不出众，勇力不足以让人害怕，祖先不值得夸耀，门第不能仰仗，但最终能够名声显赫，远近闻名，为后世所敬仰，都是勤奋学习的结果。所以君子不可以忽略学习，就如君子不可以不端正容貌，否则就形象不佳，让家人疏远，进而影响社会声誉。社会声誉破坏就是违背礼，违背礼就无法立身。表面形象整齐，是重视容貌的结果；从内心明白事理，是学习的结果。

孔鲤为人恭顺，从孔子所学，但历史上有关孔鲤的文献记述较少，详情不可考，金代孔元措《孔氏祖庭广记》中有孔鲤“学通儒术，鲁哀公以币召之，称疾不行”的简短记载，但可知孔子虽曾位摄鲁相，却并未给孔鲤谋取私利，所以孔鲤也布衣终生。孔鲤卒后，孔子虽然极其悲痛，但仍依礼葬子，《论语·先进》载孔子之言说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”孔鲤身后葬于孔子墓之东，子一，孔伋。

故宫南薰殿所藏历代圣贤画像中的孔鲤像

孔鲤之妻在孔鲤卒后适于卫国，后卒于卫，所以《礼记·檀弓下》有“子思之母死于卫”之文。孔鲤被后世尊为孔氏二世祖，宋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）春二月，以“孔子之道，万世所尊，鲤实嗣之，亲闻诗礼，鲁堂从祀。厥由旧祠，疏以爵封，以示褒崇”，追赠“泗水侯”，奉祀于寝殿东侧；宋度宗咸淳三年（1267）春正月，又以“泗水侯孔鲤以先圣为之父，以子思为之子，而闻《诗》闻《礼》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之学，其在《鲁论》著名如此”，改祀孔鲤于孔庙大成殿西庑，列孔忠之次；明世宗嘉靖八年（1529）改祀孔鲤于启圣祠，配享祖父叔梁纥；清世宗雍正二年（1724）改祀孔鲤于崇圣祠，位在四配之列。

第三代：子思子孔伋

孔伋，字子思。孔伋的父亲孔鲤先孔子而死，父亡母去，留下年幼的子思由祖父孔子抚育。在祖父的教育和熏陶下子思极其颖悟，且勤学好思，《阙里文献考·世系》记载说在子思年幼之时，有一天孔子闲居，曾喟然长叹。子思上前再拜问道：“您是否担心我以后不修德敬业有辱祖上的名声？还是担心尧舜的圣王之道不能相传？”孔子说，你小小年纪怎能知道我考虑的东西？子思答道，我常听您说过一个道理，做父亲的辛辛苦苦劈了柴，儿子却不知道把劈好的柴背回家，这就是不肖之子。我经常仔细反复思考其中的意思，就是担心自己有所懈怠而辜负了您老人家。“先圣欣然而笑曰：‘然乎，吾无忧矣。世不废业，其克昌乎！’”关于子思之早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孔子去世后，子思子师从孔子门人曾子学习并发扬光大之，而深得儒学真传，“道统之传，独受其宗”。曾子着力发展了儒家的“内圣”之道，以此作为儒学“外王”的基础，子思则步曾子“修己内圣”观点之后，进一步发展了孔子“修己安民”的思想，而后来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学说的“亚圣”孟子则又是子思的门人。所以，子思子在儒学传继中实际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，被后世誉为“述圣”。子思子和孟子之学，更被后世誉为儒学的“思孟学派”，被视为儒学主干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子思子孔伋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是先秦早期儒学的一个关键人物，在早期儒学发展史中也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。

根据记载，子思在十六岁时到了宋国，曾与宋大夫乐朔言学，因言语冒犯，乐朔不悦，怂恿其徒围困子思，宋君获悉后亲往救援，子思才得脱险。后来子思遂仿周文王困羑里作《周易》、孔子陈蔡被围作《春秋》，而撰《中庸》四十九篇。子思子为孟子之师，故《孟子》所记尤多，后世所记，也应以之为准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记载到：

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，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曰：“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薪木。”寇退，则曰：“修我墙屋，我将反。”寇退，曾子反，左右曰：“待先生，如此其忠且敬也。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，寇退则反，殆于不可。”沈犹行曰：“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犹有负刍之祸，从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与焉。”子思居于卫，有齐寇，或曰：“齐寇至，盍去诸？”子思曰：“如汲去，君谁与守？”孟子曰：“曾子子思同道。曾子师也，父兄也；子思臣也，微也。曾子子思，易地则皆然。”

孟子评价子思说，曾子、子思子所遵循的是同一道德原则，虽然曾子为师、子思为徒，但纵然其彼此交换位置也会如此。通过《孟子》所记可知，子思子孔伋在处理事情上，是有着极其鲜明道德准则的。

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又载：“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； 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”朱子《孟子集注》云：“缪公尊礼子思，常使人候伺道达诚意于其侧，乃能安而留之也。”鲁缪公尊礼于子思，其目的正是礼遇贤士，但其却又迟不见用。故《孟子·万章下》又载：“缪公之于子思也，亟问，亟馈鼎肉。子思不悦。于卒也，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，曰：‘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。’盖自是台无馈也。悦贤不能举，又不能养也，可谓悦贤乎？”鲁缪（穆）公所谓的礼贤下士仅仅表现于屡次问候、频繁赠送上的层面上，子思对于这种虚假的所谓礼遇极其不悦，乃至最后一次把缪公的使者赶出了大门：喜欢贤人又不能用，这怎么能是真正的礼遇贤士呢？子思为行道而不苟安于缪公之优礼，可谓是为真贤者。《万章下》又云：

缪公亟见于子思曰：“古千乘之国以友士，何如？”子思不悦，曰：“古之人有言曰，事之云乎？岂曰友之云乎？”子思之不悦也，岂不曰：“以位，则子君也；我，臣也，何敢与君友也？以德，则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友？”千乘之君，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况可召与？

鲁缪公曾数次造访子思，一次缪公对子思说：“在古代，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和士人交朋友应该是怎么样呢？”子思不高兴地回答到：“古人以士为师，怎么能同士人交朋友呢？”子思不高兴的意思是说，若论地位，缪公你是君主，我是臣子，我怎么能够敢和国君交朋友呢？若论学论德，缪公你是需要向我学习的人，又怎么和我交朋友呢？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要求和士人交友都做不到，更何况是召唤呢？在当时，仰慕子思的其实并非鲁缪公一人，《万章下》记载费惠公即说“吾于子思，则师之矣”，费惠公就公开明言，应尊子思为师。后来孟子正是得到了子思的心传，故而对子思极为推崇。《公孙丑下》又记载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，对挽留他的行者说：“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；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子为长者虑，而不及子思。”《阙里文献考》记载鲁缪公曾欲拜子思为国相，子思见时臣皆世袭，“淫宠相倾，不以德训”，遂对曰：“若为相而不得行吾道，相之耻也。”于是推辞不受，并且告戒缪公说：“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，虽蔬食水饮伋亦愿在下风，今徒以高官厚禄钩饵君子，无信用之意……臣不佞，又不任为君操竿下钓，以伤守节之士也。”

子思一生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志，游学于鲁、宋、卫之间。秉持家法、恪遵祖宪，一生正直耿介，宣扬礼乐教化，虽处贫而不易其志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云：

子思之母死于卫，赴于子思，子思哭于庙。门人至曰：“庶氏之母死，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？”子思曰：“吾过矣，吾过矣。”遂哭于他室。

子思居卫不得其用，在此期间生活很是窘迫，《孔氏祖庭广记》记载说当时子思常穿一件没有罩衣的袍子，还经常吃不上饭，“缊袍无表，二旬九食”，卫国之臣田子听闻后便送给他一件狐狸皮的袍子，但又担心子思不接受，于是就假装去拜访子思，临别时故意装成遗忘了似的把袍子留下。但子思发现后立马明白了其用意，马上归还了袍子，并说：“您像丢弃袍子于沟壑一样，我现在也虽处于贫穷窘迫的状态，但我的身体绝不能随便抛弃于沟壑啊。”但纵然如此，子思当看到卫政“君不君、臣不臣”之时，依然正告卫国国君说“君之国事将日非矣”。子思晚年返回鲁国，“教授其徒数百人，而道卒传于孟子。孟子之受业也，子思尝语之曰：‘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，不大矣；自异而不修其所以异，不异矣。故君子高其行，则人莫能偕也；远其志，则人莫能及也。礼接于人，人不敢慢；辞交于人，人不敢侮。其唯高远乎？’”

   以上资料无不说明子思子孔伋学识渊博，品行高洁，在各诸侯国中声望很高。

关于子思子的生平，《孔丛子》所载颇详，后世孔氏志书也多以此为则。而关于子思的师承关系，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子思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子，子思再传孟子，《荀子第六·非十二子》也有“子思唱之，孟轲和之”之文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。助人君，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。袓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。”《淮南子·要略》又说“孔子修成康之道，述周公之训，以教七十子，使服其衣冠，修其典籍，故儒者之学生焉。”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秉持先王之道，关注道德、社会和政治，以六经为依托，旨在进行社会教化，以期社会稳定、政治有道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又载：“自孔子卒后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师傅卿相，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”但孔子去世后，孔门弟子各依其所长，渐次分成了不同的学派，乃至韩非在其《显学篇》中说儒分为八：“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氏之儒。”由于“子思之儒”和“孟氏之儒”的一致性，所以后世遂以“思孟学派”名之，思孟学派也更被后世尊为儒门正传。子思子继承了孔子的家传心法，作《中庸》四十九篇，建立了以中庸为核心的学说，更被后世视为儒门心性学说之源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“《子思》二十三篇”，子思子的著作有二十三篇，曾被编辑成《子思子》一书。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载《子思子》七卷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编录九篇：内篇中《天命》第一，《鸢鱼》第二，《诚明》第三；外篇中《无忧》第四，《胡母豹》第五，《丧服》第六，《鲁缪公》第七，《任贤》第八，《过齐》第九。不过《子思子》一书早就亡佚，所以此书所遗留的篇章是现今研究子思最集中的资料。

子思子二十三篇久佚，《中庸》为《小戴礼记》所收，流传于世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子思子作《中庸》”，司马迁的这个说法虽然曾被前人质疑，但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却证实了司马迁记载的可靠性。同时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还记载说《小戴礼》中《表记》《坊记》《缁衣》也是子思子所作。关于《中庸》，汉代郑玄注云:“中庸者，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；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孙子思作之，以昭明圣祖之德也。”郑玄和孔颖达也均证实了《中庸》即子思所作，宋代程子更认为，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远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孟子。由于《中庸》的影响在后世愈来愈大，至宋代朱子，遂将其从《小戴礼》中抽出，与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为“四子书”，是为宋代以后王朝开科取士所必须。

“中庸”，作为儒学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心法，自古就被受到特别重视。其“五达道、三达德、九经”之说，主要言及慎独自修、忠恕宽容、至诚尽性等儒门修养之法。子思继承孔子思想并发挥之，将中庸作为孔学之核心，以“中”“和”为最根本法则，又将“诚”作为宇宙之本体，遂将天、人、物合而为一。《中庸》讲述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道乃“不可须臾离”；而关于诚与明的关系，“自诚明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之教，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”。中庸之道论述“天人合一”观：人的喜怒哀乐皆是自然属性，为了追求与天道、天性合一的至诚、至善、至仁、至真的人性，因而需要对情感加以约束和限制，故曰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，只有“致中和”才能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

《中庸》一篇，首揭天与性的关系，成为理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。性由天命给物，也就是赋予物，这体现的是原始理学的本体论。而人与物的道则是率性，也就是依照天的规则，这体现的是理学的方法论。《中庸》的观点，补充了《论语》中性理方面的阙失。孔子罕言性理之学，可知的孔子论性理言论仅见于《易传》。《易传》对天的功能阐发极多，尤以天生成化育为重中之重。理学的源头，一为《易经》、二为《中庸》，而由于文王卦辞主要说卦义，周公爻辞多自道德政治之类言。因此孔子易传的广大与高明，就成为了理学本体论的来由。后人可以看到，《中庸》多讲人与物，而《易传》则以“天”为主要内容。两书一贯的宗旨就是天与人物执行共同的规则，于是“理”这一伟大的概念遂应运而生。西方哲学冀图以绝对的框架来描述自然的主宰，而中国理学则以一概念而统摄之，通过即一物来穷尽可能的“理”，由“用”达到“体”。此即《中庸》在理学体系中的重要性。

通过子思子的著作可以看出，他在孔子、曾子之后深入探讨了人性，认为最初的人性是仁爱，而忠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品质都是由“仁”生发而来。通过子思子的这个观点，可以发现这其实已与孟子的“性善论”非常接近。同时，子思子继承了孔子的中庸观，创立了“至诚”“慎独”的哲学思想，这都成为后世儒学的重要理论体系。

      故宫南薰殿所藏历代圣贤画像中的子思子像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子思“年六十二”，对于《史记》的这个记载，前人多有质疑，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汾《阙里文献考·世系》也辩正说：“《史记》称子思年六十二岁，今考先圣卒于鲁哀公十六年，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，子思生于先圣未卒之先而受敬礼于穆公即位之后，核之年岁殊不相合，或以六十二为八十二之误。”孔继汾的这个观点极有见地，近代儒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其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一书中专列《子思生年考》，对相关史料条分缕析，辩正旧说，其观点正与孔继汾相契。钱穆认为子思子当生于鲁哀公十二年（前483），其卒则不晚于鲁穆公十四年（前402），享年八十二岁。

宋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），以子思“圣人之后，孟氏之师，作为《中庸》，万世尊仰”，赠“沂水侯”。度宗咸淳三年（1267）春正月，以颜渊、曾参、孔伋、孟轲配享，“诏封曾参郕国公，孔伋沂国公，配享先圣”，由是，孔庭四配底定。元文宗至顺元年（1330），“齐国公叔梁纥加封启圣王，鲁国太夫人颜氏启圣王夫人。颜子兖国复圣公，曾子郕国宗圣公，子思子沂国述圣公，孟子邹国亚圣公。”明世宗嘉靖九年（1520）厘正祀典，改称子思子曰述圣。

子思子除配享孔庭之外，后世还在山东邹县南关建有中庸书院（亦名子思祠、述圣祠），以衍圣公次子、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其祀事。

子思子年六十二而卒，葬于孔子墓之南。子一，孔白。

第四代：孔白

  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子思生白，字子上，年四十七。”孔白为子思之子、孔子曾孙，学识广博并善于兵法，所以《阙里文献考》也记其“杂所习”，即言孔白才学多能。

孔白曾请学于其父子思，子思说：“先人有训焉，学必由圣，所以致其材也；厉必有砥，所以致其刃也。故夫子之教，必始于《诗》《书》而终于《礼》《乐》，杂说不与焉，又何请？”又谓之曰：“白乎，吾尝深有思而莫之得也，于学则寤焉；吾尝企有望而莫之见也，登高则睹焉。是故虽有本性而加之以学，则无惑矣。”又曰：“有可以为公侯之尊，而富贵人众不与焉者，惟志乎？成其志者，惟无欲乎？夫锦绣纷华，所服不过温体；三牲太牢，所食不过充腹。知以身取节者，则知足矣。苟知足，则不累其志矣。”[3]孔白好学，子思善诱，由此可见。

孔白曾居卫，子思派人送去书信。孔白接到父亲书信时，“北面再拜，受书伏读”，给父亲复信写毕交与使者，“返中庭北面再拜，以授使者。”孔白恭顺谦谨，在子思的教诲下名重一时，乃至于齐威王曾两次召其为相，“皆不就”。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一书《孔穿与公孙龙辩于平原君所考》附列“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”，曾考订孔白生于周考王十二年，即鲁悼公二十八年（前429），卒于周安王十九年（前383），年四十七，且备此说，以供参考。

孔白四十七岁而卒（一说四十九），葬于祖墓西北。子一，孔求。

第五代、六代：孔求、孔箕

《阙里文献考》记载说：“五代求，字子家，楚王召不赴。年四十五卒，葬祖墓东北。子一，箕；六代箕，字子京，为魏相。年四十六卒，葬祖墓东南。子一，穿。”《孔氏祖庭广记》又载：“五代求，通习儒道，有遁世之志，楚召不仕。六代箕，字子京，为魏相。”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记载说：“子上生求，字子家，年四十五。子家生箕，字子京，年四十六。”但《汉书·孔光传》则记孔箕字子真。

钱穆《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》考证说孔求当生于周安王十二年（前390），卒于周显王二十三年（前346），年四十五；孔箕生于周显王十八年（前351），卒于周赧王九年（前306），年四十六。

史籍中孔求、孔箕父子所记无多，难征其详。

第七代：孔穿

    孔穿，字子高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子京生穿，字子高。年五十一。”《孔氏祖庭广记》《阙里文献考》也都记载道：“子高游齐、赵、魏间。楚、赵、魏三国交聘之，皆不就。著书十二篇，名曰《谰言》。年五十一卒，葬祖墓南。”

   孔穿博学多闻，清虚沉静，有遁世之志，曾周游于齐、赵、魏诸国之间。在赵国时，与公孙龙就其“臧三耳”“离坚白”“白马非马”而辩论，留下一段著名的史话。公孙龙，又作公孙龙子，战国时名家代表人物，传说字子秉，赵国人，为赵王之弟赵胜平原君的门客，以善辩而名。其观点反对诸侯间兼并战争，著作有《公孙龙子》。其《公孙龙子·坚白论》说：“曰：‘天下无白，不可以视石；天下无坚，不可以谓石。坚、白、石不相外，藏三可乎？’曰：‘有自藏也，非藏而藏也。’”“臧三耳”即“藏三”，“耳”字为语尾助词，无实意。这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探讨“石”与其“坚”“白”二属性之关系。也有说“臧三耳”是形容奴仆四处探听以邀宠，“臧”，即奴仆之意。公孙龙之“离坚白”辩题认为，人们感觉接触到的事物有各个属性，都只能是绝对分离的独立体，眼睛看不到石之坚，只能看到石之白，因此“无坚”；手摸不到石之白，只能触及石之坚，因此“无白”。由此而得出“得其白，得其坚，见与不见离，不见离，一一不相盈，故离。”简言之，就是“坚”与“白”是互相分离、各自独立。公孙龙在“白马非马”辩题中认为，“白马”和“马”，存在特殊和一般的差别，是不同的概念“名”，故不应混淆。其《白马论》云：“马者，所以命形也；白者，所以命色也。命色非命形也。”又曰：“求马，黄、黑马皆可致；求白马，黄、黑马不可致。”按照公孙龙的意思，从内涵看，马是一种动物，白是一种颜色，白马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，而不只是一种动物；从外延看，白马也是马，黑、黄马也是马，而白马不是黑马、黄马。由此，从内涵与外延两方面推出“白马非马”。公孙龙的事迹，《吕氏春秋》《战国策》均有记载。时人对公孙龙的评价，《庄子·天下篇》颇有代表：“桓团、公孙龙辩者之徒，饰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胜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辩者之囿也。”

《孔丛子·公孙龙》载：“公孙龙者，平原君之客也。好刑名，以白马为非白马……子高适赵，与龙会平原君家，谓之曰：‘仆居鲁，遂闻下风，而高先生之行也。愿受业之日久矣，然所不取于先生者，独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白马尔，诚去非白马之学，则穿请为弟子。’”公孙龙以善辩而名，孔穿对其“白马非马”论持否定观点，但 “白马非马”是公孙龙的成名之作，放弃此观点，就等于放弃公孙龙自己。故公孙龙回答孔穿：“龙之学正以白马非白马者也，今使龙去之，则龙无以教矣。”——我所以出名，只是因为有白马论。要我放弃它，我就没有什么教的了。“子高莫之应，退而告人曰：‘言非而博，巧而不理，此固吾所不答也。’”而在“论臧三耳”之辩中，平原君问孔穿曰：“畴昔公孙之言，信辨也，先生实以为何如？”孔穿答曰：“‘然，几能臧三耳矣，虽然，实难。仆愿得又问于君，今为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，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。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？亦从难而非者乎？’平原君弗能应。明日谓公孙龙曰：‘公无复与孔子高辨事也，其人理胜于辞，公辞胜于理。辞胜于理，终必受诎。’”平原君无言以对，唯有佩服之。《庄子·秋水篇》又载公孙龙之言：“龙少学先王之道，长而明仁义之行；合同异，离坚白；然不然，可不可；困百家之知，穷众口之辩，吾自以为至达已。”可见其当时影响之大、自负之高。但虽如此，却被平原君告诫以莫与孔穿辩，否则“终必受诎”。

孔穿居魏时，曾与魏王论大臣：“魏王问何如可谓大臣，子高答曰，大臣则必取众人之选，能犯颜谏争、公正无私者。”在齐国，则正告齐王废除车裂酷刑：“君行车裂之刑，无道之刑也，而君行之。……今天下悠悠，士无定处，有德则往，无德则去。欲规霸王之业，与众大国为难，而行酷刑以惧远近，国内之民将叛，四方之士不至，此乃亡国之道。”[4]孔穿不愧家声，恪守孔子之教，继承和发扬了孔氏家学，著成儒家之语十二篇，题名《谰言》。孔穿“笃志博学，沉静清虚，有王佐之才，三国交聘之不起，皆咨访问道，崇以师礼。”[5]

钱穆《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》曾考证孔穿周赧王三年（前312）生，而于周赧王五十三年（前262）卒，年五十一，且备此说，以为参考。

孔穿子一，孔谦。

第八代：孔谦

孔谦，字子顺。关于孔谦的名字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载有字无名：“子高生子慎，年五十七。尝为魏。”而《汉书·孔光传》中则有其名而无其字：“穿生顺，顺为魏相。”《孔子家语》中则作“微”，名斌，字子顺。《孔丛子·陈士义》篇也是有其字而无其名，并记作“子顺”：“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顺为相”，但其文下则又有注说：“孔武，后名斌，字子顺。子高之子也。”所以孔继汾《阙里文献考·世系》记为：“八代谦，或作武，后名斌，《史记》作慎。字子顺。相魏安釐王，封文信君。”

《孔丛子·陈士义》篇记载说：

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顺为相，子顺谓使者曰：“若王信能用吾道，吾道固为治世也，虽疏食饮水，吾犹为之。若徒欲制服吾身，委以重禄，吾犹一夫尔，则魏王不少于一夫。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。”使者曰：“魏国狭小，乏于圣贤，寡君久闻下风，愿委国先生，亲受教训。如肯降节，岂惟魏国君臣是赖，其亦社稷之神祗实永受庆。”于是乃之魏。魏王郊迎，谓子顺曰：“寡人不肖，嗣先君之业，先生圣人之后，道德懿劭，幸见顾临，愿图国政。”对曰：“臣羁旅之臣，慕君高义，是以戾此。君辱贶而问以政事，敢不敬受君之明命。”

通过以上资料可以发现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、甚至《孔丛子》均没有孔谦被封文信君的片言只字记载，而孔继汾所说的出处则源自宋代孔传的《东家杂记·嗣袭封爵沿改》：“魏封鲁国文信君，秦封鲁国文通君，汉高祖封奉嗣君。”孔传在此记载的孔子后代最早的这三个封号，实际上在宋代以前的史料中均无记载。（下文孔鲋孔腾亦同）

孔谦被聘为魏相，力诫魏王“修仁尚义，崇德致礼”，“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，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。诸丧职秩者不悦，乃造谤言。”孔谦居魏期间，“为魏王连和于赵”，曾见赵王、韩王，并力劝赵王与北狄互市交易，以无用之货换取其有用之物而弱化对方。当时韩魏两国有隙，孔谦则力劝赵王、韩王与魏王摈弃前嫌而相结抗秦，“为王计者，莫如除小忿、全大好也”，同舟济江，以抗强秦。孔谦见识非凡，兴化政治，但其“举贤才、赐有功”，却遭到了魏国佞臣的谤言，虽然他一再陈述治国大计，然而魏王被佞臣游说后，孔谦终不为所用。《孔丛子·论势》篇又记载说：“子顺相魏凡九月，陈大计辄不用，乃喟然叹曰：‘不见用，是吾言之不当也。言不当于主，而居人之官，食人之禄，是尸利也。尸利素餐，吾罪深矣。”于是，称疾而辞。孔谦之时，正是战国争雄最烈之际，根据《孔丛子》的记述，孔谦当时清醒的看到“秦，贪暴之国也”，“秦之强，天下无敌矣”，“以此观之，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”。但当时诸国游说之士多为利禄之徒，“挟强秦以为资，卖其国以收利”，而孔谦终不为用，曰：“吾将行如之山东，则山东之国将并于秦。秦为不义，义所不入。”遂寝于家。

通过以上记载，可以对孔谦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印象：刚正不阿、为官清廉，修仁尚义、崇德敦礼，长于外交、善治商贾，而作为孔子嫡裔，在孔谦身上最鲜明体现的应该还是其劝诫魏王“修仁尚义、崇德敦礼”的特点，这也正是孔氏家风和儒学所恪守的一贯信条和原则。但在对于赵平原君的认知上，孔谦与其父孔穿的观点并不一样：“子高以为赵平原君霸世之士，惜不遇其时也。其子子顺以为衰世之好事公子，无霸相之才也。申叔问子顺曰：‘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论之矣，今子易之，是非焉在？’答曰：‘言贵尽心，亦各其所见也。若是非，则明智者裁之。’”（《孔丛子·执节》）

但《孔丛子》所载的详细时间，前人每有质疑。钱穆《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》则考证孔谦生于周赧王二十二年（前293），卒于秦始皇十年（前237），年五十七岁。

孔谦三子：长孔鲋、次孔腾、三孔树。

第九代：孔鲋、孔腾

孔鲋，孔子第九代嫡孙。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子高生子慎。子慎生鲋，年五十七，为陈王涉博士，死于陈下。”题名“陈胜博士孔鲋撰”的《孔丛子·独治第十七》说“子鱼生于战国之世，长于兵戎之间，然独乐先生之道，讲习不倦。”孔子第四十七代孙孔传所著的《东家杂记》又说：“九代鲋，字子鱼，秦始皇时拜少傅，著书曰《孔丛子》。”稍后的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所著《孔氏祖庭广记·世次》则要比孔传所记为详：

九代鲋，字子鱼，好习经史，该通六艺。秦始皇并天下，分为三十六郡，召为鲁国文通君，拜为少傅。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议焚书，是时鲋知秦将灭，藏其《家语》《论语》《尚书》《孝经》等安于祖堂旧壁中，自隐于嵩山。后为楚王太傅，卒于陈下。

而孔子第六十九代孙、清代著名学者孔继汾所撰《阙里文献考·世系》又说：

鲋，一名鲋甲，字子鱼，或谓之子鲋，或称孔甲。秦始皇并天下，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：“子之学可矣，盍仕乎？”对曰：“臣所学于先生者，不用于今，不可仕也。”子鱼曰：“子之材能见时变，今为不用之学，殆非子情也。”叔孙通遂辞去，以法仕秦，而子鱼不仕。尹曾谓子鱼曰：“子之诵读先王之书，将奚以为？”曰：“为治也。世治则助之行道，世乱则独治其身。”始皇三十四年，李斯议焚书。陈余谓子鱼曰：“秦将灭先王之籍，而子为书籍之主，其危矣。”子鱼曰：“吾不为有用之学，知吾者惟友，秦非吾友，吾何危哉？然顾有可惧者，必或求天下之书焚之，书不出则有祸。吾将先藏之以待其求，求至无患矣。”乃与弟子襄藏《家语》《论语》《尚书》《孝经》于祖堂旧壁中，自隐于嵩山，教弟子百余人。

孔鲋生于战国末世，其父孔谦相魏，年青时随父亲曾居住在魏国的大梁。他幼承家学，淹通六艺，与张耳、陈余同是大梁颇有名气的儒士。孔鲋秉承家学，砥节砺行，一个名叫季则的人对他说：“先生淡泊世务，修无用之业，当身不蒙其荣，百姓不获其利，窃为先生不取也。”孔鲋说：“不如子之言也。武者可以进取，文者可与守成。今天下将扰扰焉。终必有所定。子修武以助之取，吾修文以助之守，不亦可乎？且吾不才，无军旅之任。徒能保其祖业，优游以卒岁者也。”[6]可以看出，孔鲋是一个不随流俗、更知权变之道，且有着坚贞操守的人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振长策而御海内，一统六合。根据《孔氏祖庭广记》的说法是秦始皇曾“召为鲁国文通君，拜为少傅”，但至秦始皇三十四年，李斯议焚书，作为孔子嫡孙，孔氏家传藏书自然可以想见，他明白“书不出则有祸”，于是和其弟孔腾藏书于祖堂壁中，西行归隐于嵩山，继续传业授徒。

陈胜军兴，孔鲋的好友陈余向陈胜举荐了孔鲋，乾隆《曲阜县志·孔氏宗子》记载说：“与张耳、陈余善。陈涉之王楚也，余言鲋世存家法，居乱世能正其行，修其祖业，通材足以干天下，博智足以虑未形，宗此人可以无敌天下。涉大悦，遣使者赍千金加束帛以车三乘聘焉。”于是率鲁诸儒“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，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。”司马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也说：“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，何也？秦焚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”《战国策》所云“秦虎狼之国也，无礼义之心。”作为孔子嫡裔、更兼名儒的孔鲋自然深谙“以有道伐无道、救无辜伐有罪”之义。在陈胜军中，作为诗礼传家的孔子嫡裔孔鲋劝陈胜兴霸王之业，获得了陈胜的认可，但陈胜对于孔鲋的军事建议却认为一介儒生对军事是个外行，而大多不予重视。而当孔鲋又劝陈胜兴灭继绝、封六国之时，则更是引起了陈胜的反感。乾隆《曲阜县志·孔氏宗子》又记载说：“鲋请兴灭继绝，封六国后。师古行军，礼重同姓，拜妻之父母。涉跪谢之，而不能用。及遣周文伐秦，不设备，孔鲋再谏曰‘臣闻兵法，不恃敌之不我攻，而恃吾之不可攻。今恃敌而不自恃，非良计也。’涉不听，师果大败。”道不同则不相为谋，孔鲋在陈胜军中只呆了仅六十天，便以“目疾”为由而离开。“博士凡仕六旬，老于陈。将没，戒其弟子曰，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，战国之世讲颂不衰，且先君之庙在焉。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，学儒术而知权变，是今师也。宗于有道，必有令图，归必事焉。”[7]孔鲋虽然砥砺清节，但在政见上却很明白权变之义。他发现叔孙通通权达变，适合出仕，遂有了劝告他的一席谈。秦末战乱频仍，叔孙通审时度势，择主而仕，最终选择了刘邦。西汉开国之初的各种礼仪，即多为叔孙通所定。

根据《孔丛子》所述，孔鲋离开陈胜后，在陈国隐居教授生徒，并专心搜集先世事迹资料，辑录了孔子、孔伋、孔白、孔穿、孔谦的言行事迹，并记录了自己的一些经历，合为二十一篇，名曰《孔丛子》。今按，是书记载了孔子以下子上、子高、子慎、子鱼的言行，凡二十一篇。《孔丛子》的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，向为古人所聚讼，此书的真伪问题也因之被历代学者们所争论。历史上，是书始见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题“《孔丛子》七卷，陈胜博士孔鲋撰”，其序录又称“《孔丛》《家语》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著录《孔子家语》，注云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，但对《孔从子》并无著录。所以二书的真伪遂一直为前人所聚讼。多数学者视《孔丛子》为伪书的最直接原因，就在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不见其文，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却突然出现。《孔丛子》一书，其《嘉言》《论书》《记义》《刑论》《记问》诸篇主要记述的是孔子及时人之言行；《杂训》《居卫》《巡守》《公仪》《抗志》主要记子思言行，同时兼及子上、孟子及时人之言行；《小尔雅》为训诂字书，其体例与内容模仿《尔雅》，有《广诂》《广言》《广训》等十三节；《公孙龙》《儒服》《对魏王》主要记载了孔穿的言行；《陈士义》《论势》《执节》主要记孔谦言行；《诘墨》一篇专门辟墨，《独治》《问军礼》《答问》则主要记孔鲋言行。但是书署名孔鲋所作，却又记载了孔鲋死亡的情形，此书断非孔鲋一人所撰则是显而易见的。对比后世诸多孔氏志书，如清人孔继汾的《阙里文献考》所记孔穿、孔谦、孔鲋故事，也大多出自《孔丛子》诸篇。《孔丛子》一书虽自宋代起就被广为质疑，但由于其内容详备精赅，也因此成为后世研究孔子及其后裔的重要文献资料。

孔鲋卒于陈下（今河南淮阳），年五十七岁，他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主要还在于著名的鲁壁藏书。孔鲋身后逾半个多世纪，至汉景帝时，鲁恭王“好治宫室，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，闻钟磬琴瑟之声，遂不敢复坏，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。”（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）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载：“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……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（今按，应为景帝之误）鲁共（恭）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。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（恭）王往入其宅，闻鼓琴瑟钟磬之音，于是惧，乃止不坏。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，悉得其书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国献之。遭巫蛊事，未列于学官。”被发现的这批鲁壁藏书，被称为“孔壁古文”，因为都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，好多字时人已不认识，人称“科斗书”，于是这些经书又被称为“古文经”，后来孔子第十一代孙孔安国又进行了专门整理研究，从此就出现了古文经学派，这对后世中国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。北宋时期，为了纪念孔鲋藏书之功，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于孔子故宅修建殿堂，名曰金丝堂。明弘治十三年扩修阙里孔庙，又将金丝堂迁建，在其原址重建鲁壁以纪念之。

钱穆曾考证孔鲋生于周赧王五十一年（前264），卒于秦二世二年（前208），且备此说。孔鲋去世后其子孙世居淮阳，孔鲋之子孔随，孔随以后则两代失考，至四世而为孔吉。孔吉生子何齐，孔何齐生子孔安。孔吉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受封殷绍嘉侯，奉商汤祀，国于沛（今江苏沛县），令其世袭，不再为孔子后；而奉孔子祀者则以次嫡、孔鲋仲弟孔腾之后。《汉书·成帝纪》记载说：“（成帝诏曰）：‘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，所以通三统也。昔成汤受命，列为三代，而祭祀废绝。考求其后，莫正孔吉。其封吉为殷绍嘉侯。’三月，进爵为公，及周承休侯皆为公，地各百里。”平帝元始四年，“改殷绍嘉公曰宋公。”（《汉书·平帝纪》）光武帝建武五年，“壬申，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。”十三年，“庚午，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。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此后，孔鲋一支子孙失名，不知其踪。《孔子世家谱》也记载说：“（孔）安，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封殷绍嘉公，十三年复封宋公，为汉宾，位在三公之上。子孙失名，魏初降爵为侯，晋初罢封，而别赐宋侯绍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，后遂无考。”

孔腾，字子襄，孔谦次子，孔子第九代孙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鲋弟子襄，年五十七，尝为孝惠皇帝博士，迁为长沙太守，长九尺六寸。”

   关于对孔腾生平的文献记载，揆诸正史和孔氏志书皆未见详说，且多有雷同之语。《孔子家语》孔衍序：“子襄以好经书，博学，畏秦法峻急，乃壁藏其家《孝经》《尚书》及《论语》于夫子之旧堂壁中”，此言孔腾与其兄孔鲋鲁壁藏书的故事。《孔氏祖庭广记·族孙》载：“滕（腾）字子襄，鲋之弟也，长九尺六寸。汉高祖十二年征黥布还，过鲁，封为奉嗣君，亦尝为孝惠帝博士，终于长沙王太傅。”《阙里文献考·世系》的说法也基本与《孔氏祖庭广记》相同：“九代腾，字子襄，身长九尺六寸。汉高帝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祠孔子，封腾为奉祠君。惠帝时征为博士，迁长沙太傅，年五十七卒。子一忠。”

   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云：“博士，秦官，掌通古今。秩比六百石，员多至数十人。”《续汉志》又云:“博士，掌教弟子，国有疑事，掌承问对。”博士官之设，始于战国之时，这是民间自由学术百家兴起后的官职创建，以与传统“王官学”中的“史官”相对，一般都是以学识渊博的学者来充任，从而参与政议，辅助决策，朝廷一切大政事博士都有参议发表意见的权利。太史公司马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中说：“及高皇帝诛项籍，举兵围鲁，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之遗化，好礼乐之国哉？……故汉兴，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，讲习大射乡饮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太常，诸生弟子共定者，咸为选首，于是喟然叹兴于学。孝惠、吕后时，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。”从“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，弦歌之音不绝”，再到后来叔孙通为刘邦制订礼仪而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，则可知当时东鲁“圣人之遗化”情状于一斑了。而孔腾身为孔子裔孙，更和其兄孔鲋藏书于旧壁，其志于诗礼、谨守家法也自然可以想见。但抑或正是因为“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”，是以孔腾在汉惠帝时的出任博士，是当时文献记载中的博士所仅见者。

汉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祠孔子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祭孔子的帝王，而孔腾之获封奉祀君[8]则是传统说法中孔氏后裔在历史上首次明确记载的获得封号之始。在孔氏志书和谱牒的记录中，虽然孔腾的父兄孔谦孔鲋父子二人曾有文信君和文通君之封，实际上当时并非是以奉孔子祀的爵位出现，而仅为名誉上的称号而已，孔腾的获封，则被后世视作孔子后裔专主奉祀受封的开始。孔鲋卒于汉兴以前，且其后裔居住淮阳，是以孔腾得以受封。但汉高所赠封的奉嗣君仅一代而止，并未延及后世。《阙里文献考》也说：“孔氏世嫡自汉高帝过鲁，封九代孙腾为奉祀（嗣）君始创推恩之例，而尚未有世爵。”[9]但关于孔腾的封号，诸书记载不一：孔子第六十七代嫡孙、衍圣公孔毓圻所撰《幸鲁盛典》云：“汉高祖自淮南还过鲁谒孔庙，封九代孙孔腾为奉圣君。”又，《四库全书 ·钦定历代职官表 》：“孔子九世孙腾，汉高帝过鲁封为奉嗣君，一云奉圣君。”《钦定续通志·孔氏后裔传》又载:“腾，字子襄。汉高帝十二年过鲁，以太牢祀孔子，封腾为奉祠君。惠帝时征为博士。”

《孔丛子·连丛子》篇又说:“家之族胤，一世相承，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，始有三子焉。长子之后承殷统为宋公，中子之后奉夫子祀，为褒成侯。”《孔丛子》所说的“褒成侯”实际上是王莽时期孔子第十六代孙孔均的封号，《汉书·平帝纪》及《后汉书·孔僖传》均有记载，此不具引。

孔腾一子，孔忠。

第十代：孔随、孔忠

   孔随，字元路，初名育，字元生。孔子第十代嫡孙，孔鲋之子。子一，其名失考，《孔子世家谱》载为“某”。

孔忠，字子贞，孔子第十代孙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子襄生忠，年五十七。”宋代孔传所撰的《东家杂记》说：“十代忠，字子贞。为博士。”但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所著的《孔氏祖庭广记·世次》则记为：“十代贞，字子忠，该习古今，有高尚之志，征为博士。”《阙里文献考·世系》又记载为：“十代忠，字子贞。该通六艺，有高尚之志，文帝时征为博士。年五十七。”另查《阙里志》与乾隆《曲阜县志》所载也同于《阙里文献考》所记，均与《祖庭广记》有所不同。

   汉代刘歆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说：“汉兴，去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，天下唯有《易》卜，未有它书。至孝惠之世，乃除挟书之律，然公卿大臣绛、灌之属咸介胄武夫，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明师传读而已。《诗》始萌牙。天下众书，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说，犹广立学官，为置博士。”[10]东汉应劭的《汉旧仪》又载：“文帝时，博士七十余人，朝服玄端章甫冠，为待诏博士。”汉文帝一改前朝之弊，注重文治，仿秦制而设博士七十余人立于学官。孔忠该习古今、博通六艺、有高尚之志，而荣立儒林，其被诏为博士自在情理之中。由于文献阙如，今人已无从查考当时孔忠究竟为何博士，但身为孔子嫡裔，其恪守古经家法当自属可知。

   孔忠二子：孔武、孔安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