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师圣祖——孔子的生平与身后

第一节 先师孔子生平

孔继汾《阙里文献考》说：“至圣先师孔子，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午生，盖周灵王之二十年也。”[1]孔子三岁，叔梁纥卒，葬于鲁防山之阴，从此，孔子与母亲颜徵在相依为命，颜徵在带着幼小的孔子离开陬邑来到鲁城阙里安顿下来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令五家为比，使之相保。五比为闾，使之相爱。”里，为古代居住单位。古代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，都是国都中最基本的平民居住单元。所以《论语·子罕》载孔子之言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《为政》又载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。”可知孔子少时家贫，其童年生活非常艰辛。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地，其长子伯禽赴鲁就国时，带来了周王室众多的典章文物，等到春秋末年礼崩乐坏，但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在鲁国却保存完好。所以孔子自幼居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对他未来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影响。当时学在王官，庶人而不得入，孔子“志于学”，并因之开启后世人类平民教育之先河。根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之说，孔子十七岁那年，鲁大夫釐子病危，临终前告诫其子懿子说：“孔氏乃圣人之后，其先世在宋国灭败。他先祖弗父何本来继位做宋国国君，却让位于其弟厉公。到正考父之时，历佐宋戴公、宋武公、宋宣公三世，更数次受命，所以正考父鼎的铭文说‘第一次任命鞠躬而受，第二次任命时弯腰而受，第三次任命时俯首而受。走路时顺墙根快走，也没人敢欺侮我；我就在这个鼎中做些面糊粥以糊口度日’，他就是这般恭谨节俭。我听说圣人之后，虽不一定做国君执政，但必定会有才德显达的人出现。如今孔子年少而好礼，他不就是才德显达的人吗？如果我死了，你一定要以他为师。”所以等到孟釐子死后，孟懿子和鲁国人南宫敬叔便前往孔子处学礼。但据《阙里文献考》之说，此事当发生于孔子三十五岁之时。鲁昭公九年（前533），孔子十九岁，娶宋亓官氏为妻。鲁昭公十年（前532），孔子二十岁，仕于鲁之季氏，为其“委吏”，即管理仓库的小吏。这一年，孔子的儿子伯鱼出生，当时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鲤鱼以示祝贺，孔子为答谢国君之赐，便给儿子取名孔鲤，字伯鱼。鲁昭公十一年（前531），孔子二十一岁，为乘田吏，即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曰：“孔子尝为委吏矣，曰‘会计当而已矣’。尝为乘田矣，曰‘牛羊茁壮长而已矣’。”委吏、乘田均为小吏，也即孔子所说的“鄙事”。所以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说：“孔子贫且贱。及长，尝为季氏史，料量平；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。”鲁昭公十四年，孔子二十四岁，母颜氏卒。孔子丧父时年仅三岁，所以不知道其父墓葬何处，为寻得叔梁纥之墓以便父母合葬，孔子暂把其母“殡于五父之衢”，这是出于慎重而没有马上下葬的原因。殡，大敛后置尸于棺，棺暂停于坎中，谓之殡。先秦古礼，殡浅而葬深，周代是停棺待葬在西阶之上奉以宾礼，因此而名。而孔子因为家贫，只能殡其母于五父之衢。五父之衢，则是鲁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地名，多见于史籍记录，这是一个诅咒恶誓的传统地点，又是一个集中处理无人收骨者的地方，类似于后世所谓的“乱葬岗（乱坟岗）”之类[2]。这个时候，颜徵在的邻居陬邑人曼父之母，告诉了孔子叔梁纥之墓所在，于是孔子遂合葬父母于防山。故《礼记·檀弓上》说：“孔子少孤，不知其墓。殡于五父之衢。人之见之者，皆以为葬也。其慎也，盖殡也。问于郰曼父之母，然后得合葬于防焉。”又云：“孔子既得合葬于防，曰:‘吾闻之，古之墓而不坟。今丘也，东西南北之人也，不可以弗识也。’于是封之，崇四尺。孔子先反。门人后，雨甚。至，孔子问焉，曰:‘尔来何迟也？’曰:‘防墓崩。’孔子不应。三。孔子泫然流涕曰:‘吾闻之，古不修墓。’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亦载:“孔子母死，乃殡五父之衢。盖其慎也。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，然后往合葬于防焉。”鲁昭公十六年（前526），孔子丧毕除服，遵礼于十日后，方吹笙吟歌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:“孔子既祥，五日弹琴而不成声，十日而成笙歌。”

    鲁昭公十八年（前524），孔子二十八岁，鲁国的属国郯国国君朝鲁，孔子向郯子学习郯国的古代官制，后来孔子对人感叹到：“我曾听说，天子的官学失传，可以向四周的小国学习，这是真实可信的。”而孔子开办私学，也当在此前后。孔子开创私学，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，他开创平民教育，收徒讲学，在他最早的弟子中，比较知名的有颜路、曾点、子路等人。孔子二十九岁时曾学琴于师襄。由于孔子私学名气越来越大，在孔子三十岁时、即鲁昭公二十年（前522），齐景公与晏婴来鲁，齐景公见于孔子，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并求问霸业。自孔子“十五岁有志于学”至此时已逾十五年，孔子经过努力至此已在社会上站住脚，故《论语·为政》又说“三十而立”。孔子三十一岁时，郑子产卒，孔子闻之而出涕曰：“古之遗爱也。”这一年，齐景公遣使来聘孔子适齐，孔子过泰山见妇人之悲，言苛政猛于虎也。鲁昭公二十四年（前518）孔子三十四岁时，据《孔子家语·观周》记载，这一年孔子与南宫敬叔又适周问礼于老聃，访乐于苌弘，“历郊社之所，考明堂之则，察庙朝之度”，而“自周返鲁，道弥尊矣。远方弟子之进，盖三千焉。”但根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载，孔子适周则应在三十岁之前。鲁昭公二十五年，孔子三十五岁，鲁国发生内乱，鲁三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奔于齐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，得罪鲁昭公，昭公率师击（季）平子，平子与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师败，奔齐。”孔子于这一年也到了齐国，为高昭子家臣，“与齐太师语乐，闻韶音，学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齐人称之。孔子居齐数年，齐大夫欲害孔子，景公亦终不能用，遂返鲁”。

   鲁定公三年（前507），孔子四十五岁，邾隐公即位，将要举行加冠礼，派大夫通过孟懿子请教孔子有关礼仪，孔子说：“这个礼节应和世子的冠礼相同，世子在冠礼时要站在大堂前东面的台阶上，以表示他要代替父亲成为家长，然后再站在客位向位卑者敬酒，每加一次冠敬一次酒，表示加礼于有成的人。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尊贵，教导他要有志向。加冠之后，人们开始称呼他的字而不再称呼其名，这是尊重他成人的做法。即使天子的长子也与一般百姓没什么两样，他们的冠礼仪节是相同的。天下没有生下来就高贵的，故而冠礼一定要在祖庙举行。用祼享的礼节来进行，用钟磬之乐来节制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使冠者愈发感到自己的卑微而更加尊敬祖先，以表示自己不敢擅越祖先的礼制。”定公六年（前504）孔子四十八岁，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，孔子谓之“陪臣执国命”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陪臣执国政，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。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弟子弥众，至自远方，莫不受业焉。”定公八年（前502）孔子五十岁，公山不狃在季桓子手下利用阳虎作乱，欲废掉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家嫡生嗣子，而另立平日为阳虎所喜欢的庶子，遂擒季桓子，桓子用计得以脱身。鲁定公九年阳虎作乱失败，逃奔至齐。公山不狃凭借费城反叛季氏，派人来请孔子，孔子“卒不行”。

鲁定公九年（前501）孔子五十一岁，出任中都宰，“一年，四方皆则之。”他制定了使老百姓生有保障、死得安葬的制度，施行一年之后卓有成效，各诸侯国均纷纷效法执行，于是“由中都宰为司空，由司空为大司寇”，摄相事。虽然孔子又因此由司空而升为鲁国的大司寇，也设定了法律制度，但由于其治理经验使社会秩序良好，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并没有派上用场，社会上也没有作奸犯科的不法之人。定公十年（前500）夏，孔子五十二岁，鲁定公与齐侯盟会于夹谷，孔子代理司仪。孔子事先对齐侯邀鲁君会于夹谷而有所警惕和准备，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，且迫使齐侯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、鄵、龟阴等地以谢其过。春秋后期，鲁国三桓之家屡次发生家臣叛乱，特别是阳虎之乱使三桓也深受其害。三桓迫切想解决家臣擅权的问题，而对于鲁君来说，更希望借三桓遭受打击的机会恢复鲁公室的权力。定公十三年（前497）夏，孔子五十五岁，告诉鲁定公说：“臣无藏甲，大夫毋百雉之城。”孔子说卿大夫的家中不能收藏兵器铠甲，封地内不能筑起高一丈长三百丈的城墙，这是自古的礼制，而当前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三家大夫的城邑都已经逾越了礼制，请削减他们的势力。于是派仲由去任季氏家臣，欲拆毁季孙、孟孙、叔孙三家封邑的城墙而堕三都。此举一开始曾受到三家的拥护，但后来却因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，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，堕三都因此遂废。孔子为鲁司寇，鲁郡大治，齐人听说后而惧怕鲁国以后对齐国构成威胁，深感不安，齐人惧“孔子为政必霸”，于是齐君与大夫犁弥又设计出了一出“齐人归女乐”之事。齐人挑选了齐国美貌女子八十名，教其习《康乐》之舞，再选良马一百二十匹连同三十辆华美的马车，一并送给鲁君。定公十四年（前496）孔子五十六岁，鲁定公与季桓子君臣迷恋歌舞，沉湎声色而不理朝政。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，于是子贡劝孔子离开，遂去鲁适卫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的行程。孔子参预鲁政期间，商人莫敢漫天要价，男女行人分道而行，道路遗物无人捡取，外地商旅来到鲁国城邑，无须求情送礼于官吏，也都得到满意照顾，皆如归家一样。孔子带领弟子来到卫国后，卫灵公并不理解孔子之道的真正道理，仅仅待之以上宾之礼，而并不授之以政，所以孔子在卫国仅呆了十个月，同时又因受到谗言之害，于是又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，但路经匡地时却被围困。为匡人拘禁后，孔子改变了南下陈国的计划，打算暂时先回到卫国都城，但不料在经过蒲地时，又遇到公叔氏叛卫，孔子与弟子再遭围困，后来终于又返回卫国。当孔子与弟子们一行又回来时，卫灵公亲自郊迎。孔子五十九岁时，卫灵公曾问阵于孔子，孔子则以为一国之君应当以仁政治国，注重道德教化，不宜轻易诉诸武力，《论语·卫灵公》载孔子之说：“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。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卫灵公的夫人南子，把持国政，想利用孔子的声望抬高自己。南子名声不佳，孔子又愤而欲去卫适晋，但晋国发生了内乱，于是只有再次返回卫国。卫灵公去世后，卫国发生了继承权的争夺之战，局势愈发紧张。孔子一行于是再次离开卫国南行，先到了曹国，然后又到了宋国。孔子听说宋司马桓魋为了死后不朽，命令工匠为自己制作石椁三年而不成，遂对其提出了批评。当时孔子与弟子经常在大树下习礼，宋司马桓魋便派人把树伐倒，更扬言欲杀孔子。于是孔子再去郑，又至陈。鲁哀公四年（491）孔子六十一岁，自陈去蔡。次年，又自蔡返陈。鲁哀公六年（前489），孔子六十三岁，吴伐陈，孔子离开陈国，曾“厄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糁，弟子皆有饥色”。楚昭王兴师迎孔子，得免。楚昭王卒，孔子由楚返卫，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。鲁哀公十年（前485）孔子在卫国时，亓官夫人去世。哀公十一年（前484），孔子六十八岁，季康子迎孔子于卫。由是，“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”，自孔子离开鲁国到卫国，先后历经十四年而重又返于鲁。孔子修诗书、定礼乐、赞周易，此后便开始其晚年的教育生活，有若、曾参、言偃、卜商（子夏）、颛孙师（子张）诸人此时皆先后从其学。这个时期，季康子曾两次问政于孔子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鲁哀公问政，对曰：‘政在选臣。’季康子问政，曰：‘举直错诸枉，则枉者直。’康子患盗，孔子曰：‘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’然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。”孔子六十九岁时，子孔鲤年五十而先孔子卒，孔子依礼葬子有棺而无椁。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春，鲁人西狩于大野，获麟。孔子往观之，曰：“吾道穷矣”，于是作《春秋》绝笔于获麟，而孔子作《春秋》始笔于何年则不可考。

西狩获麟不久，孔子非常器重的弟子颜回去世，孔子哀痛之，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了当时孔子的悲怆：“颜渊死，子曰：‘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’”“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‘子恸矣！’曰：‘有恸乎？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？’”鲁哀公十五年，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子路又在卫国的一场内乱中被杀，一连串的打击终于使孔子病倒不起。孔子病倒后，曾发出长叹，自吟而歌：“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哲人其萎乎！”子贡前来探望，孔子叹而言曰：“赐，尔何来迟？”并说：“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宗予。”“予畴昔之夜，梦坐奠于两楹之间。夫明王不兴，而天下其孰能宗予？予殆将死也。”于是寝疾七日而殁，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（前479，今之二月十八日）去世，享年七十四岁，葬于鲁城北泗上。鲁哀公诔之曰：“昊天不吊，不慭遗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茕茕余在疚，呜呼！哀哉尼父！无自律”。

署款为东晋顾恺之的先圣小影

署款为唐代吴道子的先师行教像

《礼记·檀弓上》又载孔子之丧兼及三代之礼：“孔子之丧，公西赤为志焉。饰棺墙，置翣，设披，周也；设崇，殷也；绸练设旐，夏也。”在孔子弟子中，公西赤以长于祭祀、宾客之礼而著称。孔子之丧事，由公西赤所主办。公西赤之装饰棺木，于帷外设置翣及披风，这是周人之法；设置牙旌旗饰，此乃殷人之法；用素练缠旗竿，设置旒长八尺的旐，这又是夏代之法。郑玄注：“夫子虽殷人，兼用茸荃之礼，尊之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孔子之丧，公西赤以饰棺荣夫子，故为盛礼，备茸荃之法，以章明志识焉。于是以素为褚，褚外加墙，车边置翣，恐柩车倾亏，而以绳左右维持之，此皆周之法也。其送葬乘车所建旌旗，刻缯为崇牙之饰，此则殷法。又韬盛旌旗之竿以素锦，于杠首设长寻之旐，此则夏礼也。既尊崇夫子，故兼用三代之饰也。”《孔子家语·终记解》也说：“孔子之丧，公西掌殡葬焉，唅以疏米三具，袭衣十有一称，加朝服一，冠章甫之冠，佩象环，径五寸而綨组绶。桐棺四寸，柏棺五寸，饬棺墙，置翣，设披，周也；设崇，殷也；绸练设旐，夏也。兼用三王礼，所以尊师且备古也。”

孔子去世后群弟子守墓三载，独子贡墓庐六年。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，得名孔里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，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顷，故所居堂弟子内，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，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。高皇帝过鲁，以太牢祠焉。”

孔子“删诗书、定礼乐、作春秋、系易辞”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六艺自此可得而成。太史公司马迁赞曰：“诗有之：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’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”

第二节 孔子身后及亲属

   先师孔子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，删述六经、垂宪万世，不但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，更是中国文化人格化的总代表和人类精神语义符号的象征，构成了中国民族最广泛的信仰组成。孔子整理六经，开创了东方儒家文明，一如近代大儒钱宾四先生《孔子传·序言》所说：“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。在孔子以前，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，而孔子集其大成。在孔子以后，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之演进，而孔子开其新统。在此五千多年，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，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，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，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。”又如钱宾四《孔子诞辰纪念辞》所云：“孔子实亦代表了中国之民族性。孔子不仅把他自己来教人，乃是把他所学于古人者来教人。”先师孔子生于衰周之际，以天纵之资，继往圣、开来学，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，镕均六经以授弟子，其后诸贤递加祖述，乃有复礼归仁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儒家之学。孔子对人类文明、中国文化之贡献，对中国学术、政教之影响之所以永不刊灭者，正是因为他继三代王官学之后，成为人类史上开平民教育之第一人。孔子手订六艺，普及民间，在中国学术、教育、政治史上，上承王官、下启诸子。人以圣人为至，圣人以孔子为至。孔子明伦理之道以教化天下，万世赖之。生民以来，实未有之。自太史公始以“至圣”之称尊孔子，后世一直相沿不替。

虽然早在孔子去世之后，鲁哀公即诔以“尼父”而尊之，但此并非真正的谥号。对此，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汾说：“周敬王四十二年，鲁哀公诔孔子称曰‘哀哉尼父’，郑康成曰‘尼父者，因其字以为谥也，后世遂以为谥孔子之始。’考礼有诔而谥者，如贞惠文子是也。有诔而不谥者，如县贲父是也。谥必兼诔，而诔不必谥。故吴草庐曰‘诔者，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词，如后世祭文之类，非谥也。’况《谥法》无尼字，康成之说恐未足为据。”[3]汉平帝元始元年（西元1年）尊孔子“褒成宣尼公”，封孔子十六世孙孔均为“褒成侯”，奉孔子祀，孔继汾认为“盖孔子之有谥实始于此”，这是可以确定无疑的孔子身后第一个谥号：“褒成”即国名，“宣尼”为谥号，“公”则为爵位。根据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对“宣”字的解释，“圣善周闻曰宣，施而不成曰宣”，“宣”之于孔子，基本上对其一生行迹事业与品德进行了勾勒和描述，实现了谥号的褒贬价值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（492）春二月，改谥宣尼曰“文圣尼父”[4]，以牧守主持祀孔子事，这是历史上官方荐飨之始。北周宣帝大象二年（580），上孔子“邹国公”之号。隋文帝开皇元年（581），赠孔子为“先师尼父”，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先圣先师，州县学以春秋仲月释奠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（619），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，以周公为“先圣”，孔子为“先师”，四时致祭。太宗贞观二年（628），从房玄龄、朱子奢之议，升孔子为“先圣”，以颜子配。贞观十一年（637），诏尊孔子“宣圣尼父”，并诏兖州修阙里孔子庙，给户二十以奉之。唐高宗乾封元年（666），上孔子“太师”之号。武周天授元年（690），赠周公为“褒德王”，孔子为“隆道公”。神龙元年（705），“正月一日敕文，诸州孔子庙堂有不向南者，改向正南。”“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，以奉岁祀。子孙世袭褒圣侯。”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（739），诏“夫子既称先圣，可谥曰文宣王，遣三公持节册命，以其嗣为文宣公，任州长史，代代勿绝。……至是，二京国子监、天下州县夫子始皆南向，以颜渊配。”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东封泰山，诏追谥孔子曰玄圣文宣王，祝文进署，祭以太牢，修饰祠庙，给近便十户以奉茔庙。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，颜氏为鲁国夫人，伯鱼母亓官氏郓国夫人。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）改谥孔子曰“至圣文宣王”，并因黄帝出生于寿丘而改曲阜县名为仙源县。元武宗至大元年（1308）秋七月，上孔子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之号，遣使阙里致祭祀以太牢。明世宗嘉靖九年（1530）厘正祀典，改孔子之号曰“至圣先师”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春正月，应国子监祭酒李若琳所奏，谕令孔庙谥号加称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”。十四年（1657），从给事中张文光之请，孔庙谥号仍称“至圣先师孔子，并令通行直省各学。”[5]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南京国民政府尊孔子之号曰“大成至圣先师”。

《孔子家语·本姓解》云：“（孔子）至十九，娶于宋之亓官氏，一岁而生伯鱼。”盖孔子夫人亓官氏亦为由宋徙鲁者。鲁哀公十年，孔子在卫，亓官氏卒，先孔子七年去世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追赠亓官夫人为“郓国夫人”，  元文宗至顺三年（1332）加封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”，明世宗嘉靖八年（1529）改称“至圣先师夫人”。孔子身后，“即孔子所居之堂为庙”，亓官氏同孔子一起被祭祀，唐代始有寝殿专祠，早期曾有塑像，后世则以木主取代。

亓官氏生一子孔鲤，字伯鱼，是为孔氏二世祖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记载孔子曾在谈到公冶长的时候说：“子谓公冶长，‘可妻也。虽在缧绁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’以其子妻之。”孔子有一女，于是把女儿嫁给了弟子公冶长。公冶长于唐玄宗开元八年（720）从祀于孔庭，开元二十七年（739）追赠为“莒伯”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加封“高密侯”，民国八年列西庑先贤第四位。

孔子之兄孟皮，《孔子家语·本姓解》云：“孟皮一字伯尼，有足病。”清文宗咸丰七年（1857），以圣兄孟皮配享孔庙崇圣祠。孟皮有一子孔忠，字子蔑，在七十二子之列。唐开元二十七年，追封为“汶阳伯”；宋大中祥符二年，加封为“郓城侯”；明嘉靖九年，改称为“先贤孔子”；清代又改称为“先贤子蔑”。民国八年列西庑先贤第二十八位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孟皮有女，嫁给了孔子弟子南宫适。南宫适于唐玄宗开元八年从祀于孔庭，开元二十七年追赠为“郯伯”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“龚邱侯”，民国八年列东庑先贤第四位。

第三节 孔子故宅及后世衍圣公的官属

鲁哀公十六年（前479），孔子去世。孔子身后，孔庙始设于何时、又由何人所始建，经籍中并无明确的记载，而《孔子家语》的说法则是孔子去世后第二年、即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孔子旧宅，并设守陵庙百户。后来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撰《东家杂记》和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撰《孔氏祖庭广记》也都据此为立孔子庙的开始。但有关早期孔庙的情况在正史中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，则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故所居堂弟子内，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，至于汉二百年不绝。”太史公司马迁曾亲谒阙里，自然为其所亲见，此言即云孔庙系因孔子旧宅而设。但此处关于孔庙始建的时间，司马迁并没有详及。另按《史记》所说，汉高祖十二年冬十一月，“高皇帝过鲁，以太牢祠焉。”则当时已经有庙可知。以此相推，最早的孔庙应在秦汉之前即已有之应属无疑。除了《史记》之外，关于早期孔庙的原始说法，在《礼记》《水经注》中也有类似记载。这其中又尤以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所述为详：“庙屋三间，夫子在西间东向，颜母在中间南向，夫人隔东一间东向。夫人床前有石砚一枚，作甚朴，云平生时物也。”（《水经注·卷二五》）由此而降，历史上有关早期孔庙的论述，众说纷纭，此不具引。但综考史乘诸说，似当以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汾所撰的《阙里文献考》所说为允：“先圣之没也，弟子葬于鲁城北泗上，即葬，后世子孙即所居之堂为庙，世世祀之。然茔不过百亩，封不过三版，祠宇不过三间。历代嗣加恢扩，日就宏丽。”[6]

综上可知，这种“依庙为宅，庙宅合一”的情况，就是最早的原始孔庙情况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：“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。”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又言：“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。”“阙里”，为古鲁城西南隅一小街巷，街北端即为孔子故宅。东汉班固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：“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。”刘宋时范晔的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说：“鲁国，古奄国。……有阙里，孔子所居。”郦道元《水经注·泗水》又说：“夫子教于洙泗之间，今于城北二水之中，即夫子领徒之所也。《从征记》曰‘洙泗二水，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。阙里背洙面泗，南北百二十步，东西六十步，四门各有石阃。北门去洙水百步余。’……《春秋》定公十二年，公山不狃帅费人攻鲁，公入季氏之宫，登武子之台也，台之西北二里，有周公台，高五丈，周五十步。台南四里许，则孔庙，即夫子之故宅也。宅大一顷，所居之堂，后世以为庙。”唐代李泰的《括地志》又载：“兖州曲阜县城西南三里有阙里，中有孔子宅，宅中有庙。”直到明清之际顾炎武的《旧知录·卷三一》》也说：“《水经注》‘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，故名阙里。’……《史记鲁周公世家》‘炀公筑茅阙门。盖阙门之下，其里即名阙里，而夫子之宅在焉。’亦谓之阙党，《鲁论》有阙党童子，《荀子》仲尼居于阙党，是也。”而明人陈鎬所纂修的《阙里志·卷十一》则说：

   《汉晋春秋》曰阙里者，夫子之故宅也，在鲁城中。又云鲁城有二石阙，曰阙里，盖里门也。按《阙里辩》云，古今称阙里者其说各异，所言二石阙曰阙里其谬远矣。自先圣作《春秋》成，号称素王，阙里者，素王之庭除也。不曰乡里而曰阙里，盖谓圣人讲道之庭除，诸弟子尊称也。历代帝王之庭曰帝阙、曰金阙、曰玉阙、曰凤阙，皆庭，帝之称也。圣人之庭曰阙里，以别郡祠之称耳。

文献记载上对“阙里”的说法，虽有争论，但仍以此一系为主。清初著名的考据学大家阎若璩则反对这一说法，他认为“孔子始教学于闾里，……乃是闾字非阙字。”后世所谓的“阙”字是因鲁恭王之治宫室，建有双阙，后世因以名之[7]。且录此存为一说。

今按，鲁国故城在今天曲阜城的东北方向，今城位于鲁故城西南方。今天的曲阜城位置是明嘉靖元年“移城卫庙”时所确定，今天城东旧城村一带，则是宋代仙源县故城的大致范围。宋金之时的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所撰《孔氏祖庭广记》说“庙在旧曲阜县西南二里”，则可知汉唐时的曲阜城当在今曲阜城偏东北的位置。再以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中所说的阙里在曲阜县西南三里来对证，汉唐旧城的故址则也约略可知。汉景帝时，鲁恭王“好治宫室，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，闻钟磬琴瑟之声，遂不敢复坏，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。”又，汉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序又说：“初，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，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。”晋张载注：“昔鲁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，上新姜嫄之庙，下治文公之宫，故曰遂因鲁僖兆基而营焉。”从此可知，当时鲁太庙旧址被汉鲁恭王灵光殿所占有也已经可知。鲁太庙旧址，就是今城东南隅古泮池之北，清乾隆行宫之遗址。据此，则“阙里”的大致情况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所说“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，即灵光之南阙，北百余步即灵光殿基”，当为中肯。

自汉至魏晋，阙里故宅一直为“依庙为宅，庙宅合一”的状态，郦道元所见只不过仅“庙屋三间”。到了曹魏黄初元年（220），曹丕曾诏令孔氏于庙外“广为屋宇，以居学者”，这是后世孔氏家学的早见记录。但孔子嫡裔虽然早在汉代就被封为“褒成侯”，而根据《乙瑛碑》“褒成侯四时来祠，事已即去”及《史晨碑》“虽有褒成世享之封，四时来祭，毕即归国”的记载，又可知孔子嫡裔当时并未住于阙里，乃至于孔庙都没有专管人员，《乙瑛碑》记载说“庙有礼器，无常人掌理”，所以乙瑛才请求“置百石卒吏一人典主守庙”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但当时孔氏嫡裔居住的宅第情况不可知，阙里祖庭庙宅的颓敝也自然可以想见。虽然此后经过东汉桓帝的设置百石卒吏典守阙里孔子故宅，但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社会动荡，尤其自东晋开始，衣冠南渡，详细的情况已经是史料阙如。乃至到了李唐之时，唐高宗东封泰山，途径阙里时依然所见“堂宇卑陋”，遂“接泮林之旧壝，削灵光之前殿”[8]，即部分拆掉灵光殿，以扩建孔宅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二月，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勖奏请于家学旧址重建讲堂，延师教授。因“就斋厅讲说”，庙学之名而始起。天禧二年（1018），时大理寺丞兼知仙源县、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上奏称“曲阜祖庙，卑陋不称，请加修崇。”[9]这一请求获得批准，真宗命孔道辅主其事，诏令转运使“以官钱修葺”。宋仁宗宝元间(1038-1040)，孔宗愿在曲阜县旧城内开始扩建孔氏袭封宅第，但直到北宋末，当时的孔宅也只是仅有房约数十间。在各种孔氏志书中，最早记录孔氏宅邸的是宋代孔传所撰的《东家杂记》“宅图”之说：“祖殿廊东门外曰斋厅，斋厅之东廊门外曰客位，直斋厅后曰斋堂，斋堂后曰宅厅，直宅厅后曰家庙。自客位东一门直北曰袭封视事厅，直厅曰恩庆堂。（中丞公典乡郡曰，侍致政尚书会孔氏亲族于此堂。徂徕石守道先生有碑纪其事。）堂之东北隅曰双桂堂。（皇佑年，先公仲父同年赐第，旧常于此会学，故以名之。）诸位皆列于祖殿之后，恩庆堂东西。”[10]根据孔传的记录，当时的孔氏宅第，已由袭封视事厅（官署）、客位（招待）及宅厅（居住）三部分组成。《孔氏祖庭广记》附有“宋阙里庙制图”，据其图示可知，宋代孔氏宅邸大门即庙宅门，乃原孔子故宅，而孔氏嫡裔所居宅第则位于庙东，墙垣周围将庙宅并为一体，府第附于孔庙一侧，古“庙宅合一”的面貌并未改变。《孔氏祖庭广记》中还另有“金阙里庙制图”一式，据此图所示，当时在宋代宅第以东，又新增了袭封宅一组建筑，官衙西南方向也建设了延宾斋。金代开始出现了“袭封宅”，这说明当时的孔宅规模和形制已然渐备。金末，阙里孔庙毁于兵燹，庙貌残毁，率多化为灰烬。“阙里祠宇毁于金季之乱，阁号奎文，若大中门闼，存者无几。”[11]此时的孔宅必同样所存无几。有元一代，孔氏世爵曾中断四十三年，此时的孔宅情况也无从查考。元仁宗延佑三年（1316）六月，孔氏大宗世爵归正于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孔思晦，孔思晦虽以修缮孔庙为志，但窘于用度，维修金丝堂尚以自己的俸禄，于袭封斋署更无力为之：“所居就袭封旧廨，不改作，终不构私室。其薨也，家无尺寸之遗。”[12]

有明一朝，乃阙里孔氏宠渥隆厚度越前代之时。洪武之初，衍圣公宠遇殊隆，阶秩二品，班亚丞相，原来的“袭封宅”显然已经不符于正二品的爵秩，所以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一月，于孔子第五十六代嫡孙孔希学袭封衍圣公之时，即命其置官署、设属官。洪武十年（1377）又敕建衍圣公府新邸，重建三氏学。孔希学奉敕于祖庙之东建造府邸，作为衍圣公的官署和住宅。其制“厅堂五间九架，屋脊用瓦兽，梁栋、斗拱、檐角青碧绘饰，门三间五架，油绿，兽面锡环”，屋顶用“两厦”悬山顶。明太祖明确诏令孔希学有权设置官署，自此，孔氏大宗嫡裔袭封宅邸正式名为“衍圣公府”。明孝宗弘治十六年（1503），因雷灾圣庙被毁，延及衍圣公府，孝宗敕重修衍圣公府第，形成前官衙后内宅，三路布局的基本格局。《阙里志·袭封宅》记载说：“袭封衍圣公府附圣庙东，与庙墙临。洪武十年，衍圣公希学奉敕创建，弘治十六年重修。其制：头门三间，二门三间，二门内有仪门，仪门之北正厅五间，东西司房各十间，后厅五间穿堂与正厅相连，退厅五间，东西廊房各五间，左为东书房，右为西书房。退厅东南为家庙，祀高曾祖祢五代衍圣公。退厅之后为内宅，楼阁房室不能具载。”

准此，可知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曲阜衍圣公府，其建制实底定于明弘治十六年。入清后，虽屡有修缮与增建，但衍圣公府建制一准前代。清光绪十一年(1885)因内宅火宅，烧毁前后堂楼、配楼、佛堂楼等七座楼房，时山东巡抚张曜发起募捐，耗银八万余两按旧式重建。所以今天保存下来的明代原物主要为内宅以外部分建筑，即大门、仪门、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、两厢、前上房、内宅门及东路报本堂等，其余均为清代重建或增建。现存的衍圣公府官衙与内宅合一，纵深九进院落、共分东中西三路、计厅房四百六十三间，占地一百八十亩。其中中路为其主轴线，二门以内是一个以大堂为主体的衙署前庭，这是整个衍圣公府权力的中心，位于其后的二堂、三堂则为衍圣公平时接见官员、处理族务之所。中路建筑的后部为内宅部分，是衍圣公和内眷居住之所。衍圣公府东路又称东学，前面部分有念典堂、九如堂、宸翰阁及孔氏大宗家庙等建筑[13]，后部分则建有一贯堂及其内宅，这是衍圣公次子、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官署，但根据传统礼制，此处仅供奉祀述圣子思子的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使用，其后裔则需搬出另辟新宅。西路又称西学，前半部分是衍圣公举办学诗学礼、家族宴飨、会客之所，有红萼轩、忠恕堂、安怀堂三进庭院建筑，后半部分则建有书屋和花厅，供衍圣公闲居和府内子弟学习、及内眷活动之用。